福建分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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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农村为主要突破口，提供农民日常所需的周全商品服务，再充分利用网络，加盟店回收当地农产品，由公司负责销回城里。在“穷乡僻壤”的辽西，“蒲公英”曾一度以惊人的速度扩张着，却*终因为种种的麻烦，进入了冬眠期，它还在等待时机再次底层淘金。
辽西农民程维贤的小店就在法库县城郊南外环的路边，跟街头巷陌无数的小卖部一样，十几平方米的旮旯里堆满了城里人叫不出来牌子的日用品，只有门外挂着“蒲公英”字样的招牌，提醒人们这家小卖部曾经有过的戏剧性变化。
送上门的靠山
2002年下半年，程维贤的小店里接到一封“致广大农村朋友的信”，上面写着：无论你要买啥、卖啥，还是有困难，都可以找“蒲公英”解决。这个看似财大气粗的“蒲公英”，并非空降到乡村的大公司，而是广邀乡村原有的小卖部、夫妻店加盟的连锁体系。
“沈阳蒲公英商贸有限公司”，2002年7月刚刚成立，注册资本50万元，董事长名叫王景权，原先在**机关工作。“蒲公英”是****家以村、屯小卖店为主要对象的加盟连锁公司，经营范围包括日用品、家用电器、服装、食品、种子批发、零售、配送等。
成立伊始，“蒲公英”提出一个计划：“百厂联合，万店加盟，城乡互动，双向流通”。“百厂联合，万店加盟”是说，在战略上学习日本的“7-11”，整合当地现有的小卖部，形成上规模的销售网络;以农村为主要突破口，提供农民日常所需的周全商品服务，通过批量采购、长期合作形成议价能力，与沈阳、浙江等地的**品牌日用品生产厂家协商，以低价大批量采购。所谓“城乡互动，双向流通”则是说，由公司配送到各个村、屯加盟店，为充分利用网络，加盟店还可以回收当地农产品，由公司负责销回城里。
“蒲公英”的计划，在程维贤这样的小店主们眼里，颇具吸引力。进货难一直是困扰着他们的主要问题，像这样的村屯小店，通常一个月的销量也就是千元左右，像样的批发商根本不用正眼看，进价高不说，还很难进到质优价廉的好货，加上运输的费用，同样的东西在乡下常常比城里还贵不少。市场上也有些配送的公司，但大都不太**，进什么就送什么，虽然便宜，但没**。
资金是小店主们的另一个苦处，在农村，赊账是很常见的，累积下来，那点流动资金很轻易就被压死了。如果有个大公司作靠山，真有点什么事情也有个周转，这也是不少店主心里的小九九。
更有吸引力的是，“蒲公英”不收任何加盟费。
在被很多人认为是“穷乡僻壤”的辽西，“蒲公英”以惊人的速度扩张着。到2003年3月，加盟店就发展至3300家，法库县统共2500家小卖店，1500家门口挂起了“蒲公英”的牌子。王景权的几位朋友看好其前景，入股追加了200万元投资和一座冷饮加工中心。并在法库县建成了2个商品配送中心，总面积2000多平方米，计划每年将向连锁的农村小卖店配送1500多万元的商品。
市场的困惑
在前期的调研中，王景权发现，农村商品种类少、质次价高，导致了大量农村购买力流向城市。他认为，如果提供更多**的产品，更深入地开发农民的需求，每家小卖店的月销售额不应是1000元，而是3000元，甚至是10000元。因此，他**步便精心挑选，联系了不少有一定品牌影响的食品和日用品，想“提高农村的生活质量”。
“蒲公英”得到了不少厂商的关注，经过协商，通常“进价与别的供货商相比是*低的，起码低5%，而且我们的加价率平均不会超过10%。”王景权说。
但在加盟店主眼里，“蒲公英”的产品却价高难卖。比如市场上5元一支的牙膏，蒲公英能以4.2元的价格上货，问题是对于农民们来说，高露洁跟中华没什么区别，便宜*要紧。
王景权开始反思自己的商品定位，“当地的经济的确不发达，对很多人来说，只有一个标准——便宜不便宜?有时候心里明知道是假货，只要便宜，也买。”
王景权调整了定位，把假货也当作竞争对手，将“**廉价”的参照标准从一般的商品扩大到伪劣商品。一种“红梅”牌腐乳，是当地的**产品，农村很少卖，“蒲公英”只卖2.2元，比当地土产腐乳仅贵两毛*。一些人开始试着买来吃吃看，结果发现味道与便宜的土产腐乳大相径庭，又香又软。“红梅”腐乳所到之处，很快便将土产腐乳赶下了柜台。
可惜这样的**品并不在多数，“蒲公英”并未像预计那样满足甚至拓展加盟店的销售量。从2002年10月到2003年4月，“蒲公英”营业额超过900万元，已符合年配送1500万元的计划进展，但平摊到3000多家加盟店头上，每家大约每月500元，只能满足一半的需求。
小马拉大车
这并不能都归咎于商品采购的问题，在管理和配送上，“蒲公英”都处于“小马拉大车”的状态，处处力有不逮。
创办初期，公司共置办了16辆配送车，聘用70多个工作人员，工资、办公场所加上两个配送中心的租赁维护费用，总共花了一百几十万元，资金已所剩不多。
而大规模建立网络，以规模效应降低采购成本，这是一开始就固化在“蒲公英”的**模式中的重要策略。随着网络的顺利拓展，王景权很快就发现，自己面临着要用几十个人、十几辆车管理一个3000多家网点的连锁体系的问题。
用王景权自己的话来说，他“对于管理连锁小卖店其实不把握”。在开业之初，对加盟店主是有个培训，但主要限于经营方式上的理解，对具体的货架摆放、销售技巧、品牌概念等细节都没有涉及。本身经验也不丰富的管理团队，面对几千位对何谓“连锁商店”毫无概念的小卖店主，不得不选择“粗放”式的管理。
加盟店主们能够直接地感受到的问题，就是“配送慢”。程维贤这样评价：“我们今天要的货，经常3天才能送到。目前法库县城专门送货的企业大小有十多家，人家近的小卖店当天送货，乡下也能在第二天送到。”
法库县19个乡镇309个村，*远的加盟店离县城仓储中心有50多公里。16辆车每辆平均分管150-200家店，员工称为“跑片”，就是每辆车每天负责一个乡的全部配送，没日没夜地跑也要三天才能轮一遍。
当初，“蒲公英”自己建物流配送中心，不是因为市场上没有公司提供这种服务，而是因为王昌权嫌其他配送小公司“不专业”，看不上他们随便用辆三轮货车或四轮货车就拉货。所以，“蒲公英”的车都是箱式货车，价格昂贵。每辆车配一名司机，公司供起来已经很吃力，加聘司机倒班更不可能。
店主们抱怨，公司更是满腹委屈。这些小店分布得远不说，每次订货量还细碎。货物从义乌等地采购到后，千里迢迢运到县城的仓储中心，再根据小卖店的订单，跑几十里地送到乡下。平均每次配送到各个店的货物还不足千元，而且越偏远的店往往进货量越少，少的只有几十块。“有时候送趟货，利润还不够油*呢。”
回购理论输给了实践
原先被王景权寄予厚望的“回购”业务也进展不利。
在开始的计划中，回购的主要目的一是“让农民手里有*，拥有更强的消费能力”，二是降低物流成本，充分利用返程的运力。主要的收购种类是当地的**土特产。
运作方式是：先向加盟店说明收购的种类、标准，由他们负责平时的收购工作，甚至可以不收到店里，只要把消息反馈给总公司，运货车来的时候一起收上来;然后公司进行简单加工，在沈阳市内设立农副、土特产品专卖店，进行销售。“湿花生收购价每斤大约8毛*，回收到县城的配送中心，晾干加工后的花生米价格可达到每斤5块*。”王景权相当看好这块的赢利。
但执行过程却困难重重，农产品季季不同，回购上来要烘干、晾晒，公司疲于应付这些初级加工的“粗活”。在初期资金有限，没办法同时开设专卖店，销售渠道没有建立起来，只好派人去做推销，在集贸市场卖，或者卖给大中院校的食堂。这些事情牵扯了“蒲公英”不少的精力。
回购给物流也添了不少麻烦，虽然回来不放空车，但是一辆车到**家店卸点儿货，再装点儿回购的货，到下一家再卸再装，没走几家店，车厢里面就乱套了。
2003年4月，正是一身蚁的“蒲公英”不期遭遇了“非典”。不少村子把路挖断，甚至放倒大树，不许配送车进村。大量食品积压在配送中心的仓库里，直到过了保质期。高速的扩展令“蒲公英”几乎是倾囊而出，居高不下的物流成本、微薄的利润空间使现金流非常脆弱，于是，“非典”成了压倒骆驼的*后一根稻草。
没现金了，已经谈好的配送项目被终止，采购额和销售额急剧萎缩，夏天还没有过完，王景权就卖掉了配送车。
到2003年年底，程维贤已经看不到“蒲公英”的配送车，小店恢复了往日的样子，他猜想，“早就黄了吧!”但其实“蒲公英”并没死，一年多来，王景权用剩余资金维持公司的日常办公。像冬眠的动物等待春天，他在等，等农村市场慢慢成熟起来，等新的投资带来重振雄风的机会。
